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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晚期社会与帮会的兴起门派政治的衰落，似乎也和明帝国的衰落密不可分。在明神宗统治的万历时代（1573年—1620年）出现了若干腐朽的显著趋势。皇帝与实际管理帝国的文官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长期拒绝接见臣僚，这种态度对于帝国的机体是灾难性的。许多空缺的官员位置得不到补充，紧急事务也难以得到及时处理，诸多腐败难以遏制地蔓延开来，僵化的体制摇摇欲坠。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经济活动进入古代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由于两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安定与从东南亚引入美洲的作物，中国人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5亿甚至更多。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1517年葡萄牙人又第一次从海上访问了中国。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全球的贸易网络已经建立起来，随着对欧洲的出口顺差，大量来自美洲的白银流入明帝国，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繁荣。204在帝国东南部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和陶瓷等行业的手工工场，出现了大量的自由雇佣工人，城市在数量和人口上都有了显著发展，市民可以享受越来越丰富多彩的生活。新的工商业市镇不断涌现，逐渐构建起密集的地区性贸易网络，全国性的商人集团，如徽商和晋商也在形成中。
对于武术世界而言，这一时期是侠客岛的灾难性统治后的恢复时代。传统门派政治走向衰落，但建立在成熟商贸体系上的江河与湖泊却更加发达，这就催生出了以控制商贸和消费活动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新型帮会。它们逐渐摆脱上游的门派控制，而成为江湖空间和武术世界的主导者。
在上文阐述过的长乐帮是这些新型帮会中的一个较早例子。长乐帮的鼎盛并未维持很长时间，在石破天辞去帮主之位，和妻子搬去凌霄城后就逐渐衰落。但同类的帮会却在此后数十年中不断地涌现。譬如明末在浙江中部的龙游帮，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帮会，与全国性的龙游商人集团联系密切。南京的金龙帮也相当庞大，他们把持了南京地区的商铺。稍晚一些时候的漕帮或青帮则依托于南北之间发达的漕运业。
人们本来会期望，丐帮在这一时期会有长足的发展，归根结底，这一帮会是依赖于城市和市民经济的。不过自明代中期以来，丐帮被家族政治所控制，早已一蹶不振。任我行时代的丐帮帮主解风肆无忌惮地给他的几个儿子赐予了青莲使者，白莲使者的封号。205由此解氏家族几代人垄断了丐帮的领导阶层，这一时代直到16世纪末才结束，此时丐帮已经四分五裂，奄奄一息。昔日丐帮所占有的广大势力范围也都被其他帮会所挤占和瓜分。
与南方的商业型帮会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北方的盗匪型帮会。北方的经济从来没有达到过扬子江以南的繁荣水平。并且自从17世纪以来的小冰河期导致了北方农作物的歉收和饥荒的蔓延。因此，越来越多的农民发现自己无力依靠农作谋生，不得不投身盗匪。在17世纪20年代，出现了山东群盗、河北的青竹帮以及陕西饥民和逃亡士兵组成的盗匪集团。这些大同小异的地方性强盗集团随着帝国危机的加深而不断扩张。
兼具上述二者特点的是在东南沿海的海盗会党，其首领首先是海商李旦，在17世纪20年代中期后是号称“蓝海上的巨鲸”的郑起云，又名郑芝龙。这一集团是倭寇的继续，从事贸易，有时也进行劫掠，在中国、日本及西方各国的海上势力间游刃有余。
这些主宰江湖空间的帮会虽然有着重大区别，但也兼具共同点，即由共同利益决定的自由人（往往是武术家）的结合。门派在此不再作为决定性因素存在。一方面，传统的宗教门派，譬如武当和少林，对于把握商业体系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也难以将整个门派投入盗匪活动；另一方面，其他世俗门派逐渐被家族化，其势力仅限于本地，而对武术世界和更广阔的江湖空间难以全面把握。而其下游的帮会以更为灵活多变的形式取得了江湖空间的主导权。
这并非是说，门派对于武术世界毫无影响，只是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能力被大为削弱了。在明代的最后几十年中，最为著名的武术家仍然来自于那些受人尊重的传统门派，譬如五台山清凉寺的十力大师和铁剑门的木桑修士，而最为显赫的是华山派的“神圣之剑、不死之猿（Divine Swormortal Ape）”穆人清，他是令狐冲的再传弟子，或许也得到了侠客岛流传下来的一些高深武术，使得他在菊潭之后名声大振。华山派号称获得了复兴，但是穆人清仅仅有几个早死的师兄弟以及三名散居在不同地域的弟子。华山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这些武术家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身罕有权力诉求，这与一个世纪之前严格的政治性门派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穆人清及其弟子们，后期主要是依附于高迎祥和李自成的西北盗匪集团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