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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你开了你的普利茅斯牌新车跟随你太太？”
检察官审问他。
“那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换了车子。”
安迪说。但他冷静地承认自己计划得多么周详，只会使陪审员感到他城府很深，对他一点好处也没有。
在还了朋友的车、取回自己的车后，安迪便回家去。琳达早已上床，正在看书。他问她去波特兰好玩吗？她回答说很有意思，不过没有看到她想买的东西。“这时我可以确定了。”
安迪告诉那些屏息的旁听者。他在陈述时一直保持冷静和淡漠的声调。
“从那时候到你太太被杀的那十七天，你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
安迪的律师问他。
“我很难过。”
安迪冷静淡漠地说，他说他曾经想过自杀，同时在九月八日去路易斯登镇买了一把枪，他说这段话时，口气好像在念购物单一样。
他的律师要他告诉陪审团，在他太太被杀当晚，琳达离家去和昆丁幽会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安迪说了，但他所造成的印象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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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他将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诉你，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自制力最强的一个人。对他有利的事情，他一次只会透露一点点；对他不利的事更是守口如瓶。如果他心底暗藏了什么秘密，那么你永远也无从得知。如果他决定自杀的话，他会等到所有事情都处理得干净利落，连字条都不留。如果他当年出庭时曾经又哭又叫、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甚至对着检察官大吼，我相信他都不至于被判无期徒刑。即使判刑，也会在一九五四年就获得假释。但他说起自己的故事时，就像播放唱片似的，仿佛在告诉陪审团的人说：信不信由你。而他们压根儿就不相信。
他说那天晚上他喝醉了，而且自从八月二十四日后，他常醉酒，他不是一个善饮的人。陪审团的人无法相信这么一个冷静自制、穿着笔挺双排扣三件头毛料西装的年轻人，会为了太太和镇上的高尔夫球教练有染而酗酒，但我相信，因为我有机会和他长久相处、仔细观察他，而那六男六女的陪审团却没有这样的机会。
自从我认识他以来，他一年只喝四次酒。每年他都会在生日前一个星期到运动场和我碰头，然后在圣诞节前两星期再碰头一次。每次他都要我替他弄一瓶酒。跟其他犯人一样，他拿在狱中做工赚的钱来买酒，另外再自掏腰包补足不够的钱。一九六五年以前，肖申克的工资是每小时一毛钱，一九六五年起调升到每小时两毛五分。我每瓶酒抽百分之十的佣金，因此你可以算一下，安迪·杜佛尼要在洗衣房中流多少汗，一年才喝得起四次酒。
在他生日的那天早上，也就是九月二十日，他会狠狠喝醉，当晚熄灯后再醉一次。第二天他会把剩下的半瓶给我，让我和其他人分享。至于另一瓶，他在圣诞夜喝一次，除夕喝一次，然后剩下的酒再交给我分给其他人。一年才喝四次，因为他被酒害惨了。
他告诉陪审团，十日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当晚发生的事只记得片片段段。其实早在那天下午，他就已经醉了：“喝下双份的荷兰勇气。”
他说。
琳达离家出走后，他决定去找他们当面理论。在去昆丁家的路上，他又进乡村俱乐部的酒吧喝了几杯。他不记得曾经告诉酒保要他第二天看报纸，或对他说了什么。他记得去便利商店中买啤酒，但没有买擦碗布。“我为何要买擦碗布呢？”
他又问。其中一家报纸报道，有三位女陪审员聆听这些话后，感到不寒而栗。
后来，在过了很久以后，安迪和我谈话时，对那个店员为何作证说他买了擦碗布有一番推测，我觉得应该把他当时说的话约略记一记。“假定在他们到处寻找证人的时候，雷德，”
安迪有一天在运动场对我说，“他们碰到这个卖啤酒给我的店员，当时已经过了三天，有关这个案子的种种发现，也已经在所有报纸上大肆渲染。或许五、六个警察，再加上检察官办公室派来办案的探员和助理，一起找上他。记忆其实是很主观的事情。他们一开始可能只是问：‘他有没有可能买了四、五条擦碗布？’然后一步步进逼。如果有够多的人一直要你记得某件事，那种说服力是很惊人的。”
我同意，确实有这个可能。
安迪继续说：“但是还有一种更强大的说服力，我想至少不无这个可能，也就是他说服自己相信他真的卖了擦碗布给我。这个案子是众所瞩目的焦点。记者纷纷采访他，他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当然更威风的是，他像明星般出现在法庭上。我并不是说，他故意编造故事或作伪证。我觉得有可能他通过了测谎，或用他妈妈神圣之名发过誓，说我确实买了擦碗布，但是……记忆仍然可能是他妈的非常主观的事情。我只知道：虽然连我的律师也认为我所说的有一半都是谎话，但他也不相信擦碗布的部分。这件事太疯狂了，我那时已经烂醉如泥了，怎么还会想到把枪包起来灭音呢？如果真的是我杀的，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呢。”
他开车来到岔道，把车停在旁边，静静地喝啤酒和抽烟。他看到昆丁家楼下的灯熄了，只剩下楼上一盏灯还亮着……再过了十五分钟，那盏灯也熄了。他说他可以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杜佛尼先生，那么你有没有进昆丁的屋子，把他们两人给杀了？”
他的律师吼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