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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上司不喜欢我，他是个年轻人，二十六、七岁。我可以看出在他眼中，我像只爬到面前乞怜、惹人厌的老癞皮狗，其实连我自己都厌恶自己。但是……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真想告诉他：年轻人，这是在监狱里过了大半辈子的结果。在牢里，每个有权的人都变成你的主子，而你就成为主子身边的一条狗。或许你也知道自己是一条狗，但是反正其他犯人也都是狗，似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然而在外面世界的差别可大了。但我无法让这么年轻的人体会我的感受。他是绝不会了解的，连我的假释官都无法了解我的感受。我每周都要向假释官报到，他是个退伍军人，有把大红胡子，一箩筐的波兰人笑话，每周见我五分钟，每次说完波兰人笑话后，他就问：“雷德，没去酒吧鬼混吧？”
我答说没有，咱们便下周再见了。
还有收音机播的音乐。我入狱前，大乐团演奏的爵士乐才刚刚开始流行，而现在每首歌仿佛都在谈性爱。路上车子这么多，每次过街时，我都心惊肉跳，捏一把冷汗。
反正每件事都很奇怪，都令人害怕。我开始想，是不是应该再干点坏事，好回到原本熟悉的地方去。如果你是假释犯，几乎任何一点小错都可能把你再送进监牢。我很不好意思这么说，但我的确开始想，要不要在超市偷点钱或顺手牵羊，然后就可以回到那个安静的地方，在那里，至少一天下来，你很清楚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如果不是认识安迪的话，我很可能就这么做了，但一想到他花了那么大的工夫，多年来很有耐性地用个小石锤在水泥上敲敲打打，只是为了换取自由，我就不禁感到惭愧，于是便打消那个念头。或是你也可以说，他想重获自由的理由比我丰富——他拥有一个新身份，他也有很多钱。但是你也知道，这么说是不对的，因为他并不能确定新身份依然存在，如果他没有办法换个新身份，自然也拿不到那笔钱了。不，他追求的单纯是那份自由。如果我把得之不易的自由随便抛弃，那无疑是当着安迪的面，唾弃他辛辛苦苦换回来的一切。
于是我开始在休假时搭便车来到巴克斯登小镇，那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初的事了。初春的田野，雪刚刚开始融化，天气也刚暖和起来，棒球队北上展开新球季。我每次去的时候，口袋中都带着一个罗盘。
我想起了安迪说的话：在巴克斯登镇北边有一大片牧草地，在牧草地的北边有一面石墙，石墙底部有一块石头，那块石头和缅因州的牧草地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一块火山岩玻璃。
你会说，这还真是愚蠢的行为。像巴克斯登这样的乡下地方，会有多少牧草地？五十？一百？说不定比这还要多。即使我真的找到了，也不见得认得出来，因为我可能没有看到那块黑色的火山岩玻璃，或更可能的情况是，安迪把那块玻璃放进口袋里带走了。
所以我同意你的话，我这些举动还真是愚蠢行为，毫无疑问。更何况对一个假释犯来说，这趟旅行无疑是一大冒险，因为不少牧草地上都竖着“不许践踏”的牌子。你要是误踏进去一步，很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我真傻，但是花了二十七年的光阴在混凝土墙中敲敲打打，也同样傻。不过既然我现在不再是监狱里那个什么都弄得到手的万事通，只是个跑腿打杂的人，有件事情做做，让我暂时忘掉出狱后的新生活也好，而我的嗜好就是寻找安迪藏钥匙的石头。
所以，我经常搭便车来到巴克斯登，走在路上，听着鸟叫，看着潺潺流水，查看融雪后露出的空瓶子——全都是无法退瓶、没用的瓶子。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比起我入狱之前，现在的世界似乎变得挥霍无度——然后继续寻找那片牧草地。
路旁有不少牧场，大多数都立刻可以从名单中删除。有的没有石墙，有的有石墙，方向却不对。无论如何，我还是在那些牧草地上走走，在乡下走走很舒服，在这些时候，我才感受到真正的自由和宁静。有一次，有条老狗一直跟着我，还有一次，我看到了一头鹿。
然后到了四月二十三日，即使我再活个五十八年，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那是个宜人的星期六下午，我走着走着，在桥上垂钓的男孩告诉我，这条路叫老史密斯路。这时已近中午了，我打开带来的午餐袋子，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吃起来。吃完后，小心把垃圾清理干净，这是爸爸在我和那个男孩差不多年纪的时候教我的规矩。
走到大约两点钟左右，在我左边出现一大片草地，草地尽头有一堵墙，一直往西北方延伸而去，我踩在潮湿的草地上，走向那堵墙。一只松鼠从橡树上唠唠叨叨地斥责我。
距离墙端还有四分之一的路时，我看见那块大石头了。一点也不错，乌黑的玻璃，光亮得像缎子一样，是不该出现在缅因州牧草地的石头，我呆呆地看了很久，有种想哭的感觉。松鼠跟在我后面，依然唠唠叨叨。我的心则怦怦跳个不停。
等我情绪稍稍平复后，我走向那块石头，蹲在它旁边，用手摸摸它，它是真的。我拿起石头，不是因为我认为里面还会藏着任何东西，事实上我很可能就这么走开了，没有发现石头下的任何东西。我当然也不打算把石头拿走，因为我不认为我有权利拿走石头，我觉得把这块石头从牧草地上拿走，不啻犯了最糟糕的盗窃罪。不，我只不过把石头拿起来，好好摸摸它，感觉一下它的质地，证明这块玻璃石头的确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