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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后六个月，沥川的健康状况渐趋稳定，开始恢复工作。我们仍然住在昆明，沥川每周会有两天飞往北京打理CGP的业务。但他的大多数设计稿是在昆明的家中完成的。我所属的翻译公司业务也很繁忙，笔译减少了，口译的任务却加重了，我亦频频出差。
结婚后，同事们都以为我会放弃工作做个全职太太，我一向做不惯闲人，沥川亦表示尊重我的选择。
那年七月，沥川应邀去意大利西西里岛参加一个建筑界的年会。在此之前他先赶往瑞士完成了一个商业中心的设计案。我则因为公司接了一个政府旅游团无法抽身，我们于是整整相别了两个月。旅游团的任务刚一结束，我便请了两个月的长假回瑞士。彼时沥川已交完图纸在西西里开会，他吩咐司机费恩来机场接我，让我在家中等待四天，他开完会立即飞回来相聚。其实他很想偷溜，可是他的报告偏偏安排在最后一天，而且几位难得一见的合作伙伴听说他“出山”了，纷纷请他吃饭，他实在无法抽身。
苏黎世机场没什么大的变化。
飞机准点到达。为了避免等行李，我只带了一个最小尺寸的行李箱，里面装着我的电脑、未完成的译稿和几本刚刚上市用来打发时间的小说。家里什么都有，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拿。
过关顺利，我在出口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寻找费恩，没看见他。眼前站着清一色的瑞士人，我有点记不得费恩的长相。
蓦然间，我却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脸。
那眸子本来是漠然的，一见到我，笑意便如一杯水满满地漾了出来。
居然是沥川！
我惊讶地飞奔过去，扑到他身上。
他将我用力一搂，在我额上重重地吻了一下，上上下下地打量：“是什么旅游团啊？晒得这么黑？”s3();
“不能用黑这个词，得用麦色。”
“好吧，晒得这么麦。”
“‘麦’不能做形容词——”我打趣。
他穿着一套纯黑色的西装，系着一条细细的银灰色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不是说抽不了身吗，他居然早我一天赶回苏黎世。
“会开完了？”我问。
“没呢，我溜出来接你。跟我去西西里好不好？”他拉住我的手，“宾馆楼下有很大的游戏机室，你可以天天打游戏。得空我带你去看火山——活火山，还冒着烟呢。”
他像个小孩子那样央求我，我看着他连连苦笑。
沥川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一旦接了活就开始日夜颠倒、饮食混乱，忙起来的时候只记得不停地吃一种东西：吞拿鱼三明治。有我监督的时候他的作息还算正常，我会劝他不要太熬夜。这两个月我不在身边，他果然瘦了一圈。
沥川知道我不喜欢陌生的环境，尤其是会议、晚宴这类正式的社交场合。我对他在欧洲的工作一无所知，只看过一些他设计的建筑图片。CGP的总部就在苏黎世，结婚后沥川一直没上班，我只陪他参加过一次公司的年终晚宴。许多人操着流利的英文和我聊天，我像只尾巴那样紧紧地跟着沥川，应酬几句便疲于应付，沥川常常主动将话题接过去。
我叹了一口气：“不用特意来接我，给我买张票我转个机不就成了？你什么时候到的？”
“比你早到三十分钟。”他微笑，“正赶上接你，早上的会我溜掉了。”
沥川的作风相当德国派，是个非常有计划的人。大病一场之后变得容易改主意了，偶尔会心血来潮地做一些没头脑的事儿。他这一趟一定赶得很急，差不多是争分夺秒的。我脑子一闷，想起以前他说过自己过海关的一些事儿。残疾人安检特别麻烦，特别是911以后的美国。尽管携带了各种证件沥川仍被要求和所有的男人一样，脱下鞋子检查。对高位截肢的人来说脱鞋是特别艰难的动作。脸皮薄的沥川每次讲到这里都要抱怨：“Thisissoembarrassing！（窘死我啦。）”穿义肢过金属探测器必然会响成一片，遇到格外多疑的安检员他还被请入单间脱衣检查。经常旅行的沥川已习惯了这些程序，大多数机场人员亦相当和善，极个别人怀疑义肢里藏有炸弹或毒品他亦表示理解。这年头人肉都可以当炸弹，何况是义肢？
我四下一看，发现了问题：“咦，你的行李呢？”
“没行李。”他拍拍口袋，“就带了护照和钱包。”
果然是临阵脱逃，逃得这么仓惶，额头上全是汗。我摸摸他的脸，心疼了：“累不累？”
“还好。”说罢，执意拿过我的行李箱，我没和他抢。
看看手表，沥川拉着我快步向候机厅走去：“快点，要登机了。”
到达西西里的卡塔尼亚是下午两点。宾馆里面静悄悄的。沥川说会议方下午安排了旅游活动，客人们都出去游览了。
用钥匙卡划开房间，沥川放下行李就将我按在门背上了。
“嗳——”
他堵住了我的口，深深地吻我，动作有些猛烈。我的头拧来拧去，险些窒息，在他的怀里挣扎。他放开我，给我时间喘息：“小秋，好久不见，你得乖一点。”
“不乖！要挑战你！”我嚷嚷道。
我们倒在坚硬的地板上。
沥川的身上总有一股新鲜而又难以捉摸的香气。空调吹出一道冷风，天花板的风扇缓缓转动，房间里弥漫着地中海特有的橄榄味。微凉的身躯渐渐发烫，汗水在身下打滑。过了一会儿，他放松下来，若有所思地抚摸我的脸。我闻着他手指上的松木气息，轻轻地说：“沥川，这次我们可能会有孩子呢。我现在不是安全期。”
他的身子微微一怔。
沉默片刻，他摇摇头：“不会的。我接受过很多次放疗，腺体早已损伤了。你受孕的机会……几乎等于零。”
其实这话没结婚的时候沥川就说过了，我一直心存侥幸。这只是无意地一提，顿时触到他的伤心处。
“没事没事，我才不在乎呢，”我连忙改口，“不一定非要我生，喜欢孩子的话我们可以领养嘛！”
他躺在地上，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半天没说话。我爬起来到卧室里找来拐杖递给他，然后去浴室放水。
水放好了，我去找沥川，发现他披着睡衣斜靠在墙边仍在想着心事。
“水好了。”我搂住他，将脸贴在他的胸前。
“小秋，”他忽然低声说，“我也很想要孩子。”
我掩住了他的嘴，用手轻轻抚摸他身上那道细长的伤疤。
“对不起——”我喃喃地说。
除了医护人员和他的父亲，沥川从没有让任何人看见过自己的伤痕。出事那年，他先是失去了母亲，紧接着失去了腿，之后一直放疗，失去了头发和胃口，身心承受着巨大打击。直到现在他仍然觉得自己的伤疤很可怕，除我之外，不愿让任何人看见。
“小秋——”他的声音变得很严肃，“我们需要谈一谈。”
“你谈，我听着。”
“不许胡闹，”他摸了摸我的头顶，“到沙发上坐着说。”
我老老实实地坐下来，沥川坐到我的身边。
“我得跟你说一说孩子的事儿。”
“说吧。”
“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我眼睛一亮。
“十七岁我第一次化疗的时候，考虑到未来的生育问题，我接受了医生的建议，预先储存了一批精子。如果你执意想要孩子，可以试试IVF。”
“IVF？”
“In-vitroFertilization，中文怎么说？”
“体外受精，或者试管婴儿。”我开始算算数，“十七岁的精子，天啊，都过了十九年了，还管用吗？冰冻酸奶过一月就不能吃了呢。”
“一般来说，保存得当的话，存活期有三十年。”
我的心一阵打鼓：“那……嗯……质量能保证吗？”
他扒在我肩上，不吭声了。过了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我怎么知道？实在想要就将就着用呗。想想看，如果我是九岁得的癌症，咱们就彻底没指望了。不过，别抱太多希望，你这个岁数体外受精的成功率也只有百分之三十。”
我咧嘴傻笑，开始臭美：“啊……那就是十七岁的沥川啊！天啊！十七岁的沥川那可是如花一般的少年啊。”我承认我很花痴。我见过少年沥川打网球的照片，那样漂亮俊秀的男子，眉宇间充满了信心和骄傲。十七岁以后的沥川饱受疾病折磨，他再也没拍过全身照。我与他在昆明的合影便是唯一的一张。
“别高兴得太早，”他拧了拧我的耳朵，“IVF的过程很繁琐，你的情绪会大受折磨。”
他的笑容里藏着一丝抑郁，口气并不热情，甚至是清冷的。
回答得这么专业，他一定做过详细的研究。
我的心暗暗发寒。沥川不想要孩子，虽然他也极度渴望一个完整的家庭。是啊，一个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人，会愿意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丧父之痛吗？
我笑了笑，没再说下去。
会议有正式晚宴及酒会。洗完澡后沥川带着我出去买了一件黑色的晚礼服，我们在大教堂广场以北的艾特街逛了一圈，吃了本地特产的柑橘和甜瓜，买了一包开心果。回到宾馆时，晚宴已经开始了。沥川将我一一介绍给他的同行，大家操着各种语言聊业界新闻，我一路陪笑着听下来，又吃力又摸不着头脑，还要跟各路大神应酬。过了一会儿，沥川终于理解地放开我的手：“Honey，那边吧台里有咖啡和冰淇淋，你先去喝点什么，我聊一会儿就过来陪你。”
我如遭大赦般地逃走了。
吧台在大厅的西南角，我要了一杯当地的葡萄酒，轻轻抿了一口，果然香醇无比。过了片刻，一位栗发的欧洲女人走过来，要了一杯威士忌，坐在吧台的高椅上和我攀谈。
她很美丽，衣着考究，胸前的宝石闪闪发光。
“我是米芙。”她说，“我是建筑师。”
“我是小秋。”我说，“我先生是建筑师。”
她举目一望，笑问：“你先生是织田君吗？”
“不是，”我说，“我先生是瑞士人。”
我没提沥川的名字，因为我对建筑界太不了解，好不易寻了个空休息休息，不想和人大谈业界新闻。
“我是英国人。”
我微笑，这还用说吗？她的英伦口音太明显了。
“我来自中国。”
“你是台湾人，对吗？”
“不是，我来自大陆云南。”
“你看上去像台湾人，”她显然没听说过这个地名，“你的衣服很漂亮。”
“你的也是。我喜欢你的披肩。”
“嚯，真有眼力，相信吗？这是从柬埔寨买的，手工织的。我见到它第一眼就迷住了。”她展开披肩比划，“这会开得真没意思，全是男人，百分之九十九的男
